70年，农民生活变化见证农村体制改革

漫画/刘俊

70年·中国策(第三期)

农村体制改革，不仅让农民的“粮袋子”更满，也让农民端上了“金饭碗”，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础。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多数中国人，会有饿肚子的记忆。如今，中国的食物供应及国民营养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小范围的饥荒也很难出现。目前生活困难的绝大多数人在家庭保障机制和政府特殊计划之下，也基本可以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脱贫计划，也超越了贫困人口对基本食物的需要。

吃饱饭曾是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曾经长期实行基本食物的配给制。实行这个制度的直接原因是食物供应短缺，其他原因则是农业经营制度缺陷及命令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力低下。

1949年前后，以单位耕地面积产量计算，中国谷物生产的效率是现在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内战争结束，粮食产量才有所增加，但因为人口更快增长，中国人只能在“干稀搭配”的饮食习惯下，才能勉强维持温饱。

因为粮食短缺，1955年国家开始实行市镇居民粮食定额供应制度，到1960年，粮食供应形势严峻起来，定额被调减。粮食定额购买的凭证是“粮本”或“粮票”。那时，对于普通民众，这种票证乃身家性命所系。我记得，那时家乡县城居民每月标准定额是27.5市斤，还主要是玉米、高粱原粮，小麦都很少。未成年人的标准还要低些。因为缺少肉油蛋奶副食，这些粮食实际上不够吃。

1963年后，某些运动得到纠正，但基本经营制度没有变化，农业生产效率还是没有改观，粮食仍然不够吃。

1976-1978年，中国政局发生改变，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由此开始，反映官方粮价与自由市场粮价差异的粮票的价格越来越低，最终到1993年，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使粮食销售的官方价与市场价再无区别，粮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当代中国人吃饭的历史就此翻过一页。

吃饱饭何以梦想成真

事实上，农民饭碗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是制度的问题。一个数据可以就能解释这一切:农民自留地的效率远远高于集体土地的效率。占总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能满足农民20%左右的食物需求。耕地交给农民自己经营，必定提高农业效率。农村土地承包制大范围实行，先在安徽省推开;大范围允许农民自由闯市场的政策在广东率先落地，农产品供应形势立即发生变化，商品数量多了，价格也低了。

政府给农民一个自由，农民还社会一个惊喜。这个规律，至今屡试不爽。

有人说，中国解决粮食问题，与农村土地承包制无关;即使不搞这个制度，只要农业技术进步如期到来，人民公社制度也会带来粮食增产。这个说法完全错了。如果市场不自由，技术的供需衔接必出系统性差错，技术设备的成本必然高到阻碍技术使用的程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是没有化肥、农药，不是没有拖拉机，而是农民在“黑市”上买不起，在计划渠道上得不到。所以说，批评耕地承包制的逻辑不能成立。

中国农业因为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其实不只是每亩地的产出大幅度提高，还包括同样的产出所使用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

按我的大体计算，中国现在号称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真正投入农业的大约只相当于1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正因为这个变化，中国食品价格上涨远低于工资上涨，使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价格相对更低廉，品类更丰富。这个变化还是得益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这个道理具有普遍性。

城市开始“反哺”农村

不只是饭碗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农村形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得益于城乡关系的变革。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边际效率增长率开始显著收敛于零，但因为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在1992年后的一个时期持续快速增长，给城市“反哺”农村创造了条件，一系列改革使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了新动力。

2002年，国家确立了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总方针，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由此开始，国家开始部署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200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5年之内取消农业税，实际上这个改革提前完成。农民从此不仅不再缴纳农业税和其他附加收费，还开始获得收入直补、农机和良种购买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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