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与小说中的当代乡村形象变迁以陕西

陕西当代作家多写乡村，不同时期的作家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柳青与王汶石以合作化运动书写乡村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八十年代，乡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路遥、贾平凹以“农民进城”话题书写乡村改革；21世纪的今天，伴随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三农”问题，贾平凹、方英文则以农村面临的问题反思乡村改革。

一、当代十七年的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

陕西当代文学的前辈柳青是乡村土改的忠实记录者，《创业史》的题记中有一句乡谚为“创业难”，可以这样理解：农民通过单干创业是困难的，但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合作化道路，农民集体致富，单个农民也就创业了。这句乡谚指出了农村合作化的意义。但发动贫雇农走合作化道路并不容易，贫雇农受活命文化的影响，过分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只顾眼前利益，习惯为个人着想，普遍缺乏理想，他们生活的目的更多为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如怀着感恩的心情“献身”于富农姚士杰的素芳；受封建社会毒害又来“毒害”自己儿媳的王瞎子；因为儿子投身于互助组运动忽略家庭而“寻衅”儿子的梁三老汉。农民的局限性与其在合作化运动中主力军的身份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改造需要依靠外来力量，这个外来力量就是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有政治理想的先进农民的引导，这样，旧式农民才能在思想上进步，继而跟共产党走致富之路。

先进农民是党的政策在农村的阐释者与实践者，如《创业史》中梁生宝这个相貌好、出身好、思想好的“三好”农民。为了带领广大群众走合作化道路不断做出牺牲，最大的牺牲便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初恋。即便作为党在农村基层的代表，在农村开展工作过程中，梁生宝也面临来自各个阶级的阻力，富农、中农、贫雇农，甚至老党员郭振山都千方百计阻止，在他们看来，走互助合作只会让他们更穷，这与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吻合的。农业合作社究竟往何处去？乡村的合作化运动前途辉煌，目前却“道路曲折”。

与《创业史》多关注“道路曲折”不同，王汶石的乡土小说多展示农村合作化的“前途光明”，表现为在王汶石的笔下呈现了一批有道德的普通农村新人，“在他们身上，私有制留下来的传统旧观念少一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多一些，对个人利益看得轻一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重一些，同一般人比较起来，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情操更高尚些。”①这些新人涉及到各类人：基层干部、农村妇女、老年农民，姑娘小伙，如《风雪之夜》中的严区书、《黑凤》中的黑凤、《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卖菜者》中的王云河等等，他们并非完人，甚至还有缺点。较典型的有张腊月，这个泼辣、大胆、赤诚的女闯将领导妇女生产队，在打井、挖渠、积肥、翻地等多项竞赛中，每次都获得第一。但她身上阳刚有余而温柔不足，婆婆说她是个“呼啦嘿”，丈夫笑她的队员为“神经病”。

柳青与王汶石都以合作化运动展示当代十七年的乡村，尽管一个多写困难；一个多写前途，他们的写作姿态却是一致的，即肯定新社会的乡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由此歌颂共产党的领导，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乡村则代表了落后。

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乡村：精神依恋之处与现代化改造之所

在陕西作家中，路遥较早表达“恋土”情结，通过塑造彰显乡土精神的人物表现出来，如《人生》中的刘巧珍、《姐姐》中的姐姐、《平凡的世界》中的兰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高广厚等，他们真诚、纯洁、无私，为爱甘愿丧失自我，即便被抛弃也无怨无悔。在张扬自我且渐趋世俗的20世纪末，他们是“落伍”的忘我主义者，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路遥对于乡村的精神依恋坚持而固执，为了张扬乡土精神，不惜丑化城市，于是《人生》中的黄亚萍被写成一个高傲、刁蛮的姑娘，抛弃前男友，主动追求高加林，这还不算，为了考验高加林对她的感情，谎称自己的小刀丢了，要求高加林冒雨请假去找；《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华成为一个伪君子，吵了架打了人，一转身就是笑脸迎接领导；《姐姐》中在乡村穷困潦倒的知青高立民回城之后成了“负心汉”。丑化城市更能突出乡村精神，路遥的情感天平明显向土地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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