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关怀下典型性的缺憾新世纪小说中工人形象

前言：历史比照下的触摸

工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期的英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至高无上。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位，最初，我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弄潮儿”、社会的“宠儿”。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工人的生存境况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也发生了嬗变。

“十七年文学”中，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些从被压迫者变成国家主人的工人形象，像《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著）中的主人公邵玉梅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改革文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乔厂长”（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这些改革先锋者备受关注，但这期间小说作品中也不乏积极向上、勇于奉献、改革创新的工人形象，如《沉重的翅膀》（张洁著）中的车工组长杨小东等等。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后，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心目标。能够为这一目标做出最大贡献的管理阶层从政府得到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而工人阶层的强助权力则逐渐减弱，几乎只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力。”[1]随着市场经济的物质诱惑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工人形象成为英雄式人物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被拆除，他们开始因个人生存目的而与现实达成了和解，远离了崇高和理想。

如果说九十年代社会正在进行痛苦的转型裂变，到了新世纪以来，他们的转型无论是落寞，还是坚守，或是说华丽转身等，总之在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已经尘埃落定。作家们通过小说塑造了多元化的工人形象：他们之中有为生计所迫沦为风尘女子的杜月梅（曹征路《那儿》）、李淑英（刘继明《我们夫妇之间》）等；有在艰难生活面前始终保持冷静优雅、蕙质兰心的浦小提（毕淑敏《女工》）；有生活窘困，在不幸生活中却能坚守道义和诚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陈道生（许春樵《男人立正》）；有渴求温暖而不得，出门到处寻死的何汉晴（方方《出门寻死》）；还有为了让班组内工人不下岗、耍“大阴谋”的“小人物”杜一民（李铁《杜一民的复辟阴谋》），替工人们上下奔走争取权益的“小舅”（曹征路《那儿》）；视手艺高于一切的女工人乔师傅（李铁《乔师傅的手艺》）等。

综观这一时期小说中工人形象，原有那些繁荣喧闹的工人典型形象戛然而止，他们经历了辉煌不再的失落，困境中的落寞成为了主流。另外，工人们固有的先进性和主人翁意识，使得他们在落寞之中，仍然不忘坚守，他们所焕发出来的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成为作家笔下的表现内容。新世纪以来小说中出现了具有新特质的工人形象，但由于创作者的视角局限以及其他原因，许多作品仅停留在探索阶段，对其积极客观的审视评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义之探寻：人性的关怀

和以往小说相比，作家把握这类题材和形象的时候，在继承了先期作品“现实性”的基础上更加人性化。

（一）英雄叙事的式微。伴随着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巨大转型，虽然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其中坚力量的地位不可撼动，但社会转型以及国家深化改革相关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松动和阶级壁垒的消解，已经彰显出工人不再是“英雄式”的存在。在“改革文学”中最先呈现出来的是改革英雄，在其光环照耀下，对工人形象的英雄化塑造已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工人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推动或促进改革的助力，而非主导者。他们已退居到改革英雄身后成为了“绿叶”和追随者，英雄叙事的式微已初露端倪。

及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新写实主义冲击波的影响，工人更多地被进行了平民化消解，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故事就聚焦于钢板厂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流水账般地生活……，作家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大民的“贫嘴”成为他发泄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平凡人过的平凡的日子中，工人们更多地成为了伴随着平民化消解的“普通人”。工人形象“叙事走了一条由强化到弱化、由英雄到凡人的道路，这既是思想启蒙的结果，也是多元价值并存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2]劳模也罢、先进也好，与凡人不再处于一种尖锐对立的状态。如《我们夫妇之间》中的主人公贾大春夫妇，一个是技术标兵，一个是先进个人，本应是英雄式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他们最后无处可遁，一个为生活沦为了妓女，一个成了杀人犯。在这里，工人形象已经成为了在现实重压下的被损害者，甚至是被侮辱者。女性工人形象，再也没有五六十年代的“铁姑娘”和“女汉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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