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和理念》（商务印书馆，2015年），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为了增强品牌竞争力，决定在下属的几间大出版社实行首席专家制度。要求每间出版社在学术界聘请一两位知名学者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出版的规划与管理。

很快，外面传来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了王蒙，中华书局聘请了袁行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三联书店聘请谁？开会研究时，我们考虑到三联出书范围广，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宜聘请两位专家。

人文科学方面，有人提议聘请历史学家金冲及；社会科学方面，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吴敬琏。

吴敬琏先生是我们的重要作者，从《读书》杂志创办以来，三十多年始终与三联保持联系。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有目共睹；他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更是属于泰斗级的。

特别难得的是，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吴先生的经济学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里，始终起着引领社会潮流的作用。这与三联关注现实、坚持探索、“力谋社会改造”的精神追求完全一致。

他当然是最佳人选。我们向他致送了聘书。

从此，他与三联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而我对于他的了解，也一天天加深。

一

在我看来，吴敬琏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他的影响力，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我曾不止一次听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导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变化的过程。从八十年代初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开始，一直谈到今天主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他解释中国如何从全面的统制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伴随着一次次争论，经历了一次次反复，步履维艰，最终导向必然的选择。这一切，他细说从头，如数家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观点之间的交锋，清清楚楚。起初我颇为惊异，以为他是超强记忆有如活字典，但是细想又觉得这十分正常，因为这三十多年中，他不仅亲自参加了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而且几乎都处在矛盾的核心位置。他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除了参与和见证，更重要的在于，在这一系列的论争中，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之一，更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吴先生始终在参与“顶层设计”，功莫大焉。

他被称之为“吴市场”，这起初基于一个调侃的说法，对他还有贬义。那是1990年经济学界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论辩，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下的一次座谈会上，两派学者争得面红耳赤一些理论家将中国社会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化的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认为应当重新强调计划导向，而吴敬琏等人认为，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由于对立面的理论家中有一位名叫有林，所以这场争论被戏称为“有计划”和“吴市场”之争。当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很有一些人是把“计划”看成“姓社”把“市场”看成“姓资”的。

然而吴敬琏不惧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发表了《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系统阐述了他的市场化改革的思路。1992年4月，他更是直接上书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朱　镕基，明确建议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之后便是大家都看到的，同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写进了这样一句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后，他继续为市场化改革大声疾呼：

2001年，他出版《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明确提出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问题，并把这比作“过大关”，这个理论观点最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获得确认；

2005年，他出版《中国增长模式选择》，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观点成为今天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

2007年，在权力寻租泛滥、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张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为此有人又称他为“吴法治”。他这些主张与今天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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