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发展的四个十年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智库的一部发展史，智库建设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智库为改革而生，同时改革也为智库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回首40年，智库与改革同频共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创建深圳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到建设自由贸易区，从举办奥运会到世博会、进博会，从放权让利改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从沿海沿边开放到“一带一路”建设，每一项重大改革思路、方案、政策、举措的背后，都闪烁着智库的身影，律动着智库的智慧。因此，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智库的发展史，智库建设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智库为改革而生，同时改革也为智库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一个十年：解放思想引领下当代中国智库的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农村发展问题成为撬动改革和智库同步发展的逻辑起点。1980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中国智库的早期版本之一，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指导下，他们又连续五年（1982—1986年）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制定，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岐山、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朱厚泽、翁永曦、黄江南等，他们都曾与杜润生一起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肩工作。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官方发起的活动，而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莫干山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场、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城市改革关键问题，彰显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莫干山会议为“思想碰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场景，也为后来的智库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的《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软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次讲话首次提出要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与政策咨询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央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大量的政策分析，都由研究人员承担“智囊”“顾问”的角色，为体制改革献计献策，政策研究方法与思路也逐步开始有针对性地从国外引入，专家群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第二个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国智库的探索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立阶段。随着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愈发密切。这一阶段的政策咨询需求主要是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以及加入WTO、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从国家机关和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第一批社会智库，这些社会智库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加强联系的产物。到90年代中后期，高校智库也开始走向建制化，此前高校学者多以个体形式谋求对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获得高校的智力支持，依托高校力量建立了许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在建设中秉承“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的发展理念，践行“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认清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积极影响国家宏观决策”的发展宗旨，为国家决策、理论创新、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作出了贡献。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加入，丰富了体制内智库研究的层次性和专业性，激发了各类观点的碰撞，也使知识分子的个体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的蓬勃兴起，彰显出中国智库体系多元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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